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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被捕之后，褚实践一股脑的坦白了自己的罪行——在任职期间，他在国外前后私设了总计十个亿的的小金库，和一个估值两千五百万美元，只受他一个人管控的企业。

        当审讯人员问他为何如此疯狂的时候，褚实践给众人算了一笔账：上级规定企业厂长可拿工人奖励的一到三倍，但实际上我们厂的领导层一直只拿工人奖励的平均数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十年前的工资是九十块钱，奖金是当时全场最高的六块钱。再加上其他的，总共月收入才一百一十块钱。十年后的今天，厂子搞好了，我现在的月收入有四百八十多块钱，再加上一些奖项，总共可达到一千块钱。我算了一下，红塔集团每创造十四万元的利税，我自己才能拿到一块钱……

        这就是当下事业单位领导所面临的荒诞。

        作为领导和负责人，厂子搞好了是集体的功劳，跟自己没关系。厂子搞不好，是自己的责任，跟集体没关系。

        其实理智的说，红塔集团的崛起和国家放开烟草价格，让烟草这个计划经济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商品进行市场化是分不开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，要是没有褚实践，红塔集团也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在年初褚实践被捕之后，围绕着褚实践该不该判死刑的争论一直在持续。也让很多事业单位的厂长老总们，陷入了一个很纠结的境地之中。

        就连刚刚倒台的孔长姬，其实也在公开场合声援过褚实践这个前辈，对褚实践的境遇表示了充分的同情。

        用老孔的话来说就是“一个为民族工业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，一年的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，这合理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合不合理？

        肯定是不合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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